戒堂庵是一座民间古庵（寺），始建于北宋。解放前夕，庵内有尼姑两三人，解放后，她们自愿下山还了俗，庵堂被弃置。2000年初重建时，改庵为寺，但当地百姓还是习惯叫它戒堂庵。戒堂庵隐于深山，平时少了人往，逢年过节才有些香火，但它却承载着一方百姓难以忘怀的人文和历史记忆。

相传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世称昭明太子），在池州主持编撰《文选》（史称《昭明文选）期间，曾深入陶渊明辞官归隐之地（今东至县东流镇）民间，搜集整理《陶渊明集》，并考察了今东至县西南部地区民情，留下了诸多遗迹。如今泥溪镇隐山寺，有其题写的“隐山之寺”四字碑；今昭潭镇的“昭潭”二字，也因其曾在此留宿并在近旁的河边深潭垂钓而得名。

在走访我的故乡今龙泉镇一带时，昭明太子见东山一峰独秀，并听闻登上此山顶，近可俯瞰山下宛如巨盆的万亩大畈，远可眺望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和层峦叠嶂的匡庐奇峰，于是一时兴起登上此山。一年之后，昭明太子因落水致病亡故，年仅三十一岁，后被追尊为昭明皇帝。

据《梁书·昭明太子传》，太子早逝，令皇室上下、吏民百姓哀痛不已。故乡百姓感念昭明皇帝驾临和仁德，遂将其登顶的山峰改名“天子包”，亦称“天子峰”“天子坡”。

及至北宋年间，与故乡相邻的浮梁县出了个著名高僧佛印（1032—1098年），相传其弟子静悟在云游时，慕名来到天子包，见天子包山后幽僻隔绝，藏风聚气，于是在此建寺，并收徒传法年余。是为戒堂庵的源头。

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鄱阳湖前，朱元璋所率的西吴军曾在故乡一带驻军和屯垦。相传朱元璋曾登上天子包，眺望鄱阳湖，并到山后的小寺小憩用茶。朱元璋称帝后，当地百姓在天子包山顶建望湖亭，民间又相传朱元璋原本是天上一条黄龙，据此，小寺改名黄龙寺。黄龙寺原有古碑一方，后来遗失。

清朝建立后，黄龙寺由盛转‌衰。后有比丘尼居寺，改黄龙寺为戒堂庵。在故乡，称呼‌妻子‌和‌已婚妇女‌为“堂客”，“戒堂”在故乡方言语境中，有女子出家为尼、戒除“堂客”之念的意思，而非指佛教寺院中的戒堂。

戒堂庵远离尘嚣，利于修行，但布施收入微薄，佛堂和居住之所仅几间瓦房草屋，庵前有一两亩地和一口古井。

“过兵如过灾”是故乡老辈人的切肤之痛。据史料记载，咸丰四年（1854年）5月至同治二年（1863年）3月，太平军曾先后四次与清军、湘军血战于当地重镇石门街，现场指挥作战的有太平军罗大纲、胡鼎文和湘军左宗棠等著名将领，双方损失惨重。老辈人口口相传，当时一遇“过兵”，百姓就拖家带口往山上跑，因戒堂庵离得较近，又有草棚可以栖身，还能依托天子包制高点观察山下情况，并在山垭口组织自卫，便成为山下百姓保命的主要庇护所。民国时期，苛捐杂税繁多，国民党抓夫抓丁残酷，常有百姓上戒堂庵躲避。

当地土匪也有想占据戒堂庵的，后惮于山下百姓强烈反对，未能得逞。戒堂庵得以保护，但庵堂日渐衰败。

解放后，山下百姓念念不忘戒堂庵在乱世中救助众生之恩，2000年初，由山下的松田村百姓发起重建，众人纷纷出资出力，新建起了大雄宝殿和斋堂僧寮。戒堂寺落成后，礼请家住在山门口的圣林组村民张叔照看，负责洒扫寺院、接待香客，为佛前明灯、香炉添油续香等。

现时去戒堂庵，可以开车到天子包山脚下，再步行前往，亦可骑摩托车直接上山。天子包海拔高296.3米，上山的路是人工开挖的盘山路，一边是村林场的人工杉木林，一边是茂密的天然林，路面时有被山洪冲出的沟槽，坑洼不平。经过两个垭口，盘山路转到天子包的山背后。如今树木森森，登山顶的路已不可寻，望湖亭早已朽塌，亦不知断垣残壁怎样。

从山背后向左转，是一条较平坦的山脊路，行近1公里，再左转上坡，对面山前黄色的大雄宝殿和青砖黛瓦的寮房，徐徐显露出来。近前，大殿阶下丹墀青苔点点，寮房前有几株桃树和一块菜地。在这绿树掩映的空谷中，戒堂庵简朴庄严、孤寂落寞，却隐隐透着几分仙气。

其实，戒堂庵的意义，不单在礼佛，而在留存实物见证，让一代接着一代传递人文，记得那段不应被忘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