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铜陵老乡，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大通观澜》，记录了我对大通的一些观感。此次再来，发现大通又有新进步、新变化、新面貌，甚是欣慰。

十数年来，大通文化研究会的诸同志，特别是创会会长张三友同志，本着热爱家乡的情怀，服务乡土的精神，长期坚持，一丝不苟，致力于研究大通文化，进行了大量的考察、考据和辨析，为大通找“信史”，成果十分可观。他们还在挖掘史实史料的基础上，串珠成链，不断提炼新锐观点，加以宣介推广。如“大海在这里回头、长江从这里拐弯”口号，如这次的“民国第一镇”概念，等等，对提高大通的辨识度、美誉度，对充实长江文化安徽段的历史文化内涵，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作为铜陵人，对许春樵、黄复彩先生十分钦佩，他们记录描绘大通的山水风情和社会百态的精彩文字，已构成大通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十分感谢徽学大家、省政府参事、安徽大学长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伯山先生，去年我曾邀请他专程来铜陵考察铜文化和大通文化。他提出的“万里长江第一洲——和悦洲”的概念，以及其他学术专业意见，我相信对以后大通文化研究有重要指导和推动作用。

大通是一个值得、需要、也是必须给以重视的宝藏，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都值得深挖细掘。从长江看，大通处在长江中下游的节点上，既具有衔接东西、联络南北的功能，更具有影响长江线型、流域生态生成的意义。《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写道：“根据潮汐作用的范围，枯季时，长江河口潮汐作用的上界可达安徽大通”，从此以下，即进入面向大海的长江河口区，或广义的长江河口段（见该刊2019年第10期）。大通水文站便因此而成立，它是长江下游干流最后一个径流控制站，也是唯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长江水情信息的径流控制站。该站最初建时，即1922年，便在大通和悦洲上，后来因水灾才上迁几千米至现在位置。作为海潮上溯长江的最远点，同时与长江受九华山余脉（羊山矶）阻挡，在此由东流转为北流的地理交合，才构成了“长江在这里拐弯，大海在这里回头”的奇观。

从地质看，大通处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腰带上。摊开地图便会发现，大通正处鄂东南、九（江）-瑞（昌）、安（庆）-池（州）、铜陵、庐（江）-枞（阳）、宁（南京）-芜（湖）、宁（南京）-镇（江）、宣城等几个成矿富集区的中心位置。富集矿区（铜、铁、金、铀、石油、水等等），从来都是人类财富的生发地和集聚区，哺育着文明的发生和发展。我们不能忽视地质对地理、地理对历史、历史对现实的实质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力。所谓“地理乃历史的子宫”，并非妄言。

从长江流域文化圈层看，大通处在荆楚文化圈和吴越文化圈的过渡带上，也处在皖南文化圈与江淮文化圈的过渡带上，具有包融各方的特质。没有这个过渡带，荆楚、吴越等等都是地域或地方概念，有了这个过渡带，它们才可能具有全国意义。纵观鹊江及两岸历史上的烽火烽烟，它们从来都是构建大一统中国的重要讯息。

再从铜陵建市史看，大通处在城市最先发端的位置上。铜陵现代建市的历史不长，管辖铜陵县的历史也不长，但并不影响大通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大通承载着十分复杂的青铜文化、革命文化、商贸文化、生态文化和财税制度文化等类别和内涵。比如近代大通虽以盐茶米木商贸闻名，但从更远的历史看，它还是皖南地区铜的重要生产、加工基地和运输口岸。“东海有白木之庙，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陆以杨叶为关，南陵以梅根作冶。”1000多年以前，南北朝时庾信名作《枯树赋》中的“南陵”及“梅根”，其具体指向应该都是大通。

因此，做好大通文化的研究，对进一步丰富铜陵市的历史述事和丰度、完整性，不可或缺。同时，对进一步研究长江文化安徽段，梳理其历史文化脉络，搞好区域文化的传承保护，建立长江文化安徽段的标识体系，也不可或缺。

当下，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打造具有整体性、特有性、高辨识度的长江文化安徽标识体系，扎实推进长江文化公园（安徽段）建设。

大通作为千年历史古镇，其在长江文化中，具有特殊、特别的标识符号意义。在实施长江大保护、推进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系列国家战略过程中，大通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文化振兴也必将迎来新机遇。

大通文化研究会已为乡土立传做了许多工作，有了许多具体研究成果。我期待这些智力成果不断转化为实际工作，为大通的新建设提供助力。我想对我们在外的铜陵人来说，这将让乡愁生根。“乡愁”，不应再是虚无缥缈的一点思绪、一丝情感、一味玄想，而是可摸、可触、可感，有源、有根的新生命、新生活。而对外地人来说，则是新城镇、新地标，新建设、新形象，是能够看到、并乐于前往的工作生活地和旅游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