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红色文化符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创造的可感知、可识别、可传播的文化符号系统。美国哲学家皮尔斯将符号分解为代表项、对象与解释项的三元结构，这为深入理解红色文化符号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功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

一、红色文化符号代表项的情感激活功能

红色文化符号代表项是直接作用于大学生感知系统的物质性层面，指向一切能够诉诸感官的具象载体形态，包括红色遗址遗迹、红色旗帜、领袖画像、歌曲歌谣等。红色文化符号代表项正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通道感官刺激作用于大学生的认知系统，激活大学生认知系统中潜藏的民族情感，触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初级情感反应与心理趋近。

视觉符码通过形象、色彩、图像等形式，将革命历史和共同记忆转化为大学生能够直接感知的视觉对象，如五星旗帜、红军服饰、英雄肖像以及重大纪念活动中的视觉图景等，均具有超越文字表述的感染力。在受到视觉冲击时大学生所激发的肃穆、震撼、敬仰、崇高等感受，构成了情感反应的原初形态。这种情感能够在重复性的视觉接触中被重新激活，使大学生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原型意向感知，即直接由符号形象激活的归属性情感；听觉符码凭借节奏、旋律、音色形成的旋律流动性与时间延展性，对情感产生持续性、渗透性的影响。革命歌曲、纪念仪式中的宣誓声、集体朗诵、庄严讲话、军号声、广播声以及影视作品中的配乐等，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提供独特的声景体验。譬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红色歌曲的节奏与旋律，直接作用于大学生的情绪调节系统，唤起与民族历史相关联的集体情感体验。

二、红色文化符号对象的情感共鸣功能

红色文化符号对象是符号所指向的现实存在，涵盖符号所指代的历史事实，如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革命历史事件，也包括更宏观的历史逻辑，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等。情感共鸣是在个体理解他者情感处境时，所引起情感上的呼应或共振现象。红色文化符号对象所承载民族共同命运的历史，是激发大学生产生情感共鸣的有效介质，契合情感共鸣生成的内在机理。

红色文化符号对象的情感共鸣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跨代际联结的情感共鸣。红色文化符号对象以真实发生的革命历史事件为依托，构建了中华各族人民休戚与共、共赴国难的历史叙事。大学生在接触这些符号对象时，其长时记忆中储存的民族情感被调动，通过作为中介的集体记忆与先辈的精神世界产生跨代际的情感联结，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情感共鸣。二是跨越族际边界的情感共鸣。红色文化符号对象所指涉的不仅是某一民族或某一群体的奋斗史，更是中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投身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大学生通过接触相关符号对象，能够超越本民族的情感边界，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情感归依。

三、红色文化符号解释项的情感认同功能

符号解释项是解释者对符号对象认知、阐释和内化的过程和结果，皮尔斯进一步将解释项划分为情感解释项、能动解释项和逻辑解释项三个层级。红色文化符号解释项正是通过其阐释机制，将大学生在符号接触中激发的初级情感反应，逐层升华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稳定的价值信念、精神归属与情感认同。

红色文化符号解释项的情感认同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红色实践体验的情感认同强化。能动解释项是解释者对符号的阐释在情感触动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化为能动性的行为投入。红色文化符号的能动解释项，具体呈现为大学生主动参与革命纪念仪式、重走历史现场、投身爱国实践等行为，并在持续的行为投入中不断确认、深化与巩固自身的情感认同。以各地广泛开展的多民族红色研学活动为例，大学生赴延安、井冈山等革命圣地实地考察，亲历回族、藏族、壮族等各族群众与汉族人民共同投身革命的历史现场。通过这种以身体经验为中介的参与，大学生得以将原本偶发性的情感共鸣转化为深层次的认同自觉，有效强化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其二，精神谱系传承的情感认同内化。逻辑解释项表现为解释者在特定情境中以特定方式感知与行动的习惯性倾向。大学生经由长期的符号接触与实践参与，能够自发生成崇敬的情感反应，最终积淀为稳定的情感认同定势，其深层结构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价值认同。这一精神谱系是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共同铸就的情感共同体，如回族英雄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浴血抗日，朝鲜族战士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与各族战友并肩作战，共同凝结了“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的多民族底色。当大学生在诠释相关符号时，情感认同便升华为对共同体的整体性归属，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为稳固的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